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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灣人總是分不清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啊?一篇文看完台灣宗教歷史(下)

- 2018/07/25 -

在台灣歷史上,造成神佛難分之原由主要有5個貢獻者:鄭家王朝、移民、官員、神職人員、日本政府。
 

1. 鄭家王朝

羅教系統的教派,由於在中國基層人民傳播很廣,組織嚴密,受到朝廷的忌憚與壓制。 這些教派往往轉為地下傳播,秘密結社甚至轉為幫會。

鄭成功抗清的背景與天地會有十分密切的關連,與許多秘密幫會只要同以抗清為目標, 多互通聲息與串聯合作。 因此,有別於清廷的嚴加禁止,鄭家王朝對於羅教系統的宗教傳播採取寬鬆的政策, 信眾們隨著鄭氏來台,羅教的神佛融合教義,慢慢地融入並影響台灣人民的生活。
 

2. 移民

從中國歷史文化來看,漢人的民俗信仰就是以道教為基底,其中天公城隍與土地公等等, 就是最普遍的民間信仰對象,早已深植人心。

自鄭家經營台灣時期開始,大量漢人移民來自沿海各省,特別是福建。 閩地多山,原住民多行巫術,算是道佛二教傳教的邊陲地帶,歷史上閩地的風俗就有 特別好祀鬼神的習慣,各類的神廟很多。只要「相信」對方能夠有所保佑, 各路的神靈不論出身與背景,都可以供奉。 這裡面從二教的神靈(觀音菩薩,玉皇大帝)、高道高僧(純陽真人,清水祖師,普庵祖師 ,慚愧祖師),鄉里的賢達(保生大帝)或是功國的神靈(開漳聖王,開閩聖王)等等, 都可以作為保護移民的信仰對象。

漢人的移民大多來自閩地的漳泉二州,面對堅苦的環境,從渡海到開墾,處處都是危機。 為了集群力開墾合作,建立聚落與大型公共設施(比如水利灌溉系統), 同鄉的移民們帶來了自己家鄉的信仰,作為凝聚力量的重要依據與信心。

為了祈求渡海的平安,移民們信奉媽祖與玄天上帝(北極星化身)。 為了能脫離新墾地的瘴厲之苦,移民們信仰能夠去除瘟疫的王爺們。 當工商業漸漸發達後,關帝的信義精神成為商家或幫會的信仰, 加之鸞堂興盛,恩主公信仰對於關帝信仰的普及更是推波助瀾。

這種有保佑就拜的民俗習慣,將道佛二教的神靈與賢者民俗化,而非作經典教義上的探討與分辨,許多信眾是「逐靈驗而信」,常有兼拜多神的習慣,甚至一廟寺多祀數神, 間接造就了宗教混血的狀況。 
 

3. 官員

官員如果沒有在經典教義上多所涉獵,自然大多也搞不清楚狀況。 別說明清時代的官員,當今的許多官員可能也不太清楚純佛教與純道教是怎麼回事。

許多官員在主導廟寺的建立時,有權力安排奉祀的神祇與延選主持的僧道。 常常蓋一個城隍廟或天后宮,後殿就安排陪祀個觀音菩薩。 或是建了個佛寺,旁殿也安排個土地公坐坐,反正這些神明都有大慈悲心, 救苦救難,彼此也不會計較門戶之見。

這些廟寺每逢神明們壽誕,亦照樣辦法會不論佛道之分。 另外,清代官員們多半從閩地延請神職人員來台辦理廟寺事務,然而清室尊佛抑道, 佛興道衰,僧人多而道人少。

台灣的官員往往聘任僧侶來當道廟的住持,管理廟務,以天后宮與關帝廟最常見。 這也影響到近代廟眾管理委員會自理廟務的習慣,比如北港朝天宮就以出家師父主持廟務 ,甚至請和尚(妙傳法師)撰寫天上聖母經作為唸誦之用
 

4. 神職人員

在清朝的時候,台灣的神職人員往往來自福建這個二教的邊陲地帶, 許多佛教僧侶不一定受嚴格的戒律要求,也不見得非常仔細的深研經典, 他們把宗教當作是糊口的工具更甚於自身的修行,本身對於純粹的二教教義不見得有 非常清楚的分別與分辨,但是這些並不影響他們為信眾完成宗教法事,科儀經懺等等。

因此自然不會特別要求信眾去分辨其中的差異。 以道教來說,福建一地的道教信仰以支派閭山派為大宗,此派有很濃厚的地方巫教色彩, 結合了道教南系的正一派,佛教的禪宗思想,甚至部份密教的修法與咒語, 本身就是一個混血濃厚的道教支派。

閭山派主要分二派,紅頭道士奉三奶夫人為主神,多作生者法事。 黑頭道士奉法主公為主神,多作亡者法事。 另外齋教與鸞堂等等三教合一的信仰在清朝時,亦漸漸在台灣生根興起, 隨著這些神職人員的不太認真(分辨彼此)與認真傳教(三教合一思想的新教), 這都促成了台灣歷史宗教文化上的佛道不分情況。

台灣民俗信仰的佛道不分,在清朝時已經完全融入人民的血肉之中。 進入日治時代後,雖然政府大力嘗試改變此狀況,最後反而加深了混血。
 

5.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宗教信仰政策,主分為三個時期,以兩個重大事件作為分界點, 分別是西來庵事件與蘆溝橋事變。 在西來庵事件之前,日本政府與台灣人民之間彼此還在磨合與了解,政府對台灣的民俗 信仰採取寬鬆的態度,不太多作干涉,也尊重宗教各自發展。 

西來庵事件(1915)是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抗日活動,也是一個很悲慘滑稽的起事,礙於篇 幅,儘量簡寫。起事者余清芳信仰齋教,號稱得到台南西來庵五福王爺降乩的密旨, 說日本人在台灣只有20年的氣數,現在時機已到,大家要合力趕出日本人。

宗教信仰是團結人心最強的利器,余清芳這個大神棍,開始販賣號稱配帶後可以刀槍不入 的靈符,告訴信徒轉賣靈符不只可以保佑全家,還能自己抽成賺錢。 余清芳允諾大家事成後大分日本田,信徒們都可作富翁, 並喝騙信徒說自己得到呂祖的密法,藏了一把寶劍在深山, 他只要唸咒,這寶劍就自動飛出擊殺日本人與叛徒, 最後逼大家在神明前發毒識,如果事洩便全家不得好死。 

於是,余發了財又聲勢浩大,然而風聲不幸走漏,被迫提前起事。 不怕死的信徒們配著靈符,擺出宋江陣衝鋒,拿著柴刀與鋤頭一一被日本兵用槍炮擊殺。 最後余被處死,倒楣的王爺廟被拆,神像全數燒毀。 在此事件之後,日本政府開始積極清查台灣宗教, 並在蘆溝橋事變(1937)後展開皇民化運動,企圖改造台灣人民成為日本人, 著手積極介入轉變台灣民俗信仰。 

日本政府的策略,是打算用日本的神道教取代台灣的道教信仰, 並用日本式的佛教取代台灣的佛教信仰。 這迫使許多齋教信徒選擇改信日本佛教,或轉入地下秘密傳教。 日本人想將台灣的民俗信仰連根拔起,首先祭出優惠政策,只要把家裡拜祖先的神主牌 交出,就可以換到可觀的白米,然而幾乎沒有人去換。 接著由警察強制取締道教神廟,廟方須將所有道教神像交出,集中管理。

日本當時的口號是:支那神由支那人拜,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已經脫離支那了, 因此支那神請統統回家吧。 於是,日本天皇派了大臣到台灣擔任主祭,在祭文中感謝這些中國神為台灣人民的護佑, 並責備台灣人民竟敢將天界神靈請到人世,這實在大不敬。

因此,這次由日本政府作主, 祭拜後恭送祂們回去天庭。 祭拜完後,一把火把這些神像全燒了。當時被毀的神像近兩萬尊之多。 有許多信眾事先聽到風聲,把神像偷偷藏起來,信眾們發現只要是佛寺就能倖免於難, 紛紛在廟裡改放佛教神像,指廟為寺,試圖躲避警察的追緝。 很多神廟為了避免被毀,寧可空空的什麼都不拜,有廟無神。 或者甚至被迫成立新廟,合祀日本神靈。 到了日本戰敗之後,信徒們紛紛把藏起的道教神像拿出來,繼續拜原來的神明。 有些添了新佛像,假稱為寺的廟宇,總不能不再拜佛祖,只好一起奉祀, 於是間接造成了廟祀裡佛道混血的情況。 

至於那些被迫拜日本神的廟寺,原本的神像紛紛復位, 日本神體便被忍耐已久的鄉民燒毀或扔掉。 然而在日治時期,也有積極想要融合日本與台灣本土信仰的例子。 比如台北天母地名的由來,取自當時的天母神社。 日本人有見於台灣人民對媽祖信仰的熱衷,創立了一個「天母教」, 合祀天照大神與天上聖母媽祖,想要調和神道教與道教的信仰, 但這個新教派在日本戰敗後便一起衰亡了。
 

結論

台灣的民俗信仰,可以說是以道教信仰為基底,風俗習慣為介質, 結合不同有能有力的對像崇拜的產物。

人民信仰的基礎多半是追求務實生活上的幫助,只要能夠有助於務實面上的福祿壽, 人們對崇拜的對像來者不拒,非常多元離奇,跨越宗教,物種,國界與職業。 從建廟立像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

從怨死的母豬到顯靈的天皇 (台南鎮山大將軍廟,長濱天龍宮祭日本天皇)、遇難的公主到溺斃的姑娘 (墾丁八寶宮祀荷蘭公主瑪格莉特,水流屍張玉姑)、荷蘭的硬漢到菲律賓的小哥 (水林綠佑將軍廟祀荷蘭將軍Leo,太平菲賓大哥廟祀不知名姓的菲國男性水流屍)、叛亂的份子到平亂的功將 (內門興安宮祀朱一貴,鳥松大將廟祀征朱一貴殉職的陳元)、民國的歌手到日本的警察 (二林廣懿宮祀鄧麗君,東石鄉富安宮祀義愛公 森川清次郎)、二二八的元兇到殉難的烈士 (蔣公王爺廟祀蔣介石,虎尾三姓公廟祀二二八烈士顧、李、王三人)、有求必硬的陽具到鐵嘴的大砲,都可以成為立廟塑像崇拜的對象。 (萬里百花宮祀陽神爺,東石福靈宮祀鐵嘴將軍)


 



(圖/作者提供)





(圖/作者提供)



 

宗教混合的狀況已經非常深入地影響了台灣的民俗信仰, 各家的傳教士拼命傳教,自成山頭,自立為王,比賽誰的信徒多,發言權自然多一點。 宗教這種東西,往往是白紙一張先接觸誰,建立了系統價值觀後,就比較難撼動。

在台灣傳播的宗教系統非常多元,甚至可以說是混亂,要一一釐清源流與教義, 對一般人來說,要分清是不太容易的。 大多會想要討論「分清」純道教與佛道教與民俗信仰的差異,這是國民政府遷台後, 帶來江浙佛教僧侶與龍虎山張天師一系(正一道)、全真道等等修士之後的事情, 在那之前,混合式的民間信仰早已是台灣人民的主要信仰方式。

國民政府遷台後,在佛教方面,涉及江浙佛教與閩粵佛教(本土佛教與宗教)的爭端, 這是另一個故事了。現代許多佛教山頭與著名高僧,可以說都是屬於江浙佛教的系統。 至於道教方面,大家一律尊張天師為首,然而道教支派繁多,近期尚有靈山信仰興起, 這其中的風風雨雨,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至於齋教信仰,一貫道信仰,於二教間的紛亂戰局,這也是另一段故事。




文章圖片引用: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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